(譯自Islam Online﹐30/05/2002﹐ Islam and Democracy by Dr Mumtaz Ahmad﹐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Hampton Uniersity﹐Virginia﹐USA ﹐伊光編譯)
譯者按語﹕ 這是一篇學術論文﹐作者是美國哈普頓大學政治系教授﹐研究和論述穆斯林世界的現狀和政治趨向。 作者對幾個主要穆斯林國家在二戰後獨立以來的政治變化和伊斯蘭學者的現代思想做了比較﹐結論是﹐這些前殖民地國家使西方大國很失望﹐他們不可能接受西方式的“民主”﹐穆斯林國家實行伊斯蘭化是人心所向﹐是歷史發展的趨勢。 由于文章太長﹐譯文做了些刪節。 原文的最後列出了20多種參考書目錄和文中觀點的根據﹐因為篇幅有限﹐參考書目省略﹐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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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政治家們和新聞傳媒對所有的穆斯林國家的政治發表了許多負面的評論﹐他們懷疑伊斯蘭是否有能力接受民主化體制。 最令他們失望的是﹐許多前殖民地國家都曾經承諾過﹐他們獨立之後決心學習西方的政治﹐走向民主化﹐但是在全世界穆斯林國家都先後出現了伊斯蘭復興運動﹐他們代表了穆斯林民眾的信仰和生活習慣﹐反對他們傾向西化的政府﹐要求實行伊斯蘭化。
本文將緊扣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民主體制的關係進行探索﹐重點研究三個問題﹕
一､伊斯蘭與西方民主的概念差異﹔
二､穆斯林國家進行了哪些民主制度的嘗試及其後果﹔
三､在什麼條件下﹐伊斯蘭制度能夠認同民主化﹐才能使民眾相信他們的政府沒有背叛伊斯蘭。
鑒于伊斯蘭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被分割的﹐各地的社會實踐和理論研究都是為當地的事務尋找出路﹐沒有全世界統一的領導﹐也沒有機會協商﹐所以政出多門﹐各行其事﹐因此﹐伊斯蘭運動不可能提出一條共同的學術共識和實踐模式。 我們調查和研究的根據是來自各地運動的主流思想﹐歸納他們的特點﹐尋找他們的共性﹐例如我們深入研究了巴基斯坦思想家阿布阿拉•毛杜迪(卒于1979年)的伊斯蘭建國論﹐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理論家哈桑•班納(卒于1949年)﹐阿爾及利亞伊斯蘭自救陣線領袖阿巴西•瑪達尼﹐突尼斯民族解放運動領袖拉齊德•加諾希以及蘇丹伊斯蘭民族陣線領袖哈桑•圖爾比博士。 這些都是極有影響的現代伊斯蘭思想家﹐他們熟悉伊斯蘭﹐也十分精通西方的政治和文化﹐ 由于本文的篇幅不易太長﹐因此只能對他們的思想和理論作簡要概述﹐不可能長篇引證。
第一､這些伊斯蘭學者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的思想和理論是根據【古蘭經】和聖訓精神對現實問題的分析和闡述﹐因為這是伊斯蘭最根本的兩個思想泉源。 西方國家和前蘇聯都曾經試圖培養一批伊斯蘭的修正主義分子﹐沒有一個成功的先例﹐因為﹐凡是偏離伊斯蘭的根本經典和思想泉源都被穆斯林民眾視為邪教﹐不予接受。
根據伊斯蘭的明確定義﹐伊斯蘭不是類似于現代基督教或印度教的單純宗教信仰﹐因為那些宗教只有整套精神信仰的教義和繁文縟節的宗教儀式。 伊斯蘭則是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概括﹐對人類的活動無所不包﹐因此﹐伊斯蘭的本質是﹐穆斯林信士們必須在個人行為､家庭生活､社會交往 ､經濟制度､政治運動以及國際關係全方位地對他們所崇拜的真主負責。 人們通常說的伊斯蘭是全面的生活﹐應當理解為﹐信仰與政治的結合﹐教會與政府的結合﹐精神與物質的結合﹐目標是忠誠于天地的主宰﹐服從真主的命令。
西方國家和前蘇聯努力培訓的伊斯蘭“烏萊瑪”(大阿訇﹐或伊斯蘭學者)向穆斯林民眾描述的伊斯蘭﹐是遵照西方社會政教分離的御旨﹐要求穆斯林只須為個人的精神需要向真主祈求﹐不要關心政治﹐這種政治用心的修正伊斯蘭受到世界各地獨立的伊斯蘭學者們的批駮。 他們堅持﹐實行宗教與政治分離的雙軌制不是伊斯蘭﹐因為﹐違背了先知穆罕默德樹立的麥地那穆斯林公社標準模式﹔他們認為這些人是在為伊斯蘭的敵人效勞﹐製造新式的邪惡伊斯蘭。 這些學者們出版了大量的著作﹐闡述這個觀點﹕如果穆斯林不掌握政府的權力﹐就不可能實行伊斯蘭制度﹔【古蘭經】中對全體穆斯林的告誡﹐必須勸人行善﹐止人作惡﹐沒有政權力量和伊斯蘭法制的配合﹐這是一句空話。 所以﹐建立伊斯蘭化的政府﹐不是什麼選擇或建議﹐而是穆斯林生存的必須﹐是每個穆斯林應當為之努力奮鬥的神聖目標。
西方的民主制度遭到伊斯蘭學者的批判﹐因為﹐這個制度否認信仰的基礎﹐這個制度的根據是空虛的人為的法制﹐甚至被大企業財團或統治階級的利益集團所操縱﹐對于廣大人民只是虛假的光環。 西方國家在全世界對“民主制度”的鼓吹﹐伊斯蘭學者們開始認真考慮。他們說﹐就民主的概念代表人民大多數的意見這一點而言﹐伊斯蘭可以接受﹐但是﹐這些享有民主選舉和民主言論的人民必須以理解真主的權威和服從真主的法度為條件。 伊斯蘭本來就有一套民眾代表參政和議政的“舒拉”體制﹐因為真主在【古蘭經】中的啟示命令穆斯林對公共事業必須大家“協商”﹐先知穆罕默德的遺願教導後代的穆斯林領導只是集體領導的代理。伊斯蘭的領導必須通過選舉產生﹐而政府的責任是加強對民眾的伊斯蘭思想教育和根據經訓執行伊斯蘭的法制。 如果在西方民主體制的形式之中加上伊斯蘭的信仰基礎和伊斯蘭法制原則﹐穆斯林的國家可以同西方社會一樣定期舉行選舉﹐實行公民投票。
根據以上對伊斯蘭民主思想的本質研究﹐現在這一代學者們對某些穆斯林國家實行的君主制和教長制提出了異議。 一些以血統關係繼承王位的國家和由教長主宰政治的體制都不是伊斯蘭的真精神。 毛杜迪認為﹐現行的君主制和以伊朗為代表的教長制度都是對伊斯蘭政府體制的曲解﹐他們是建立伊斯蘭世界統一體制(哈里發制度)的障礙。 對絕對權力的教長制的反應開始于1979年的霍梅尼伊瑪目的伊斯蘭革命﹔而君主制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時暴露的弱點最徹底﹐因為那些阿拉伯的王宮貴族不顧穆斯林世界的整體戰略而為了家族的利益不惜幫助西方打擊一個穆斯林國家。
第二､ 以遜尼派為主的穆斯林世界主流社會不讚同伊斯蘭政府的神權思想﹐而這卻是什葉派穆斯林的政治核心。 以毛杜迪為代表的伊斯蘭學者認為﹐穆斯林的政府可以充當真主的代理﹐而不是真主的代言人﹐因為﹐政府根據【古蘭經】和聖訓制定的法制和廣大穆斯林民眾的利益和意願是代理真主治理社會﹐而真主不可能把權力交給一個大伊瑪目替真主直接說話。 伊斯蘭所需要的是“神權的民主”﹐以法制為基礎﹐管理社會﹔而不是神權的獨裁﹐大教長與真主溝通來治理社會。
根據伊瑪目霍梅尼的思想﹐伊斯蘭的政府應由精選的人才管理﹐負責神學指導的大瑪目具有無過失的特殊人性﹐他們獲得了真主的特慈。 在隱遁的“第十二大伊瑪目”再現之前﹐現在的伊瑪目都是代理人﹐由一個伊斯蘭法制委員會推選產生﹐所以他說﹐伊朗實行的其實是“法制委員會管理的政”(Vilayat-Faqih)。 今日的伊朗﹐政府政策和制度的決策機構是一個五人法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代表了真主的權力。
從形式上看﹐遜尼穆斯林的政府體制很接近西方的民主制度﹐因為﹐他們強調民眾的意願。 伊斯蘭的制度雖然以【古蘭經】和聖訓為基本原則﹐但必須考慮本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如果民眾都提出反對意見﹐教長和伊瑪目便失去了法律的權威。 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爭論代表了穆斯林世界對伊斯蘭的不同認識﹐他們之間沒有根本性的厲害衝突﹐所以從來沒有因為教派之爭而發動宗教戰爭。 許多不同的認識都在順從真主的道路上尋找自己的方式﹐展開伊斯蘭的復興運動。
第三､伊斯蘭注重伊斯蘭的政治原則﹐實施伊斯蘭化的政策和達到伊斯蘭的目標﹐沒有對政府的體制和機構提出過固定的要求。 政府只是一個由許多人結合而成的社會管理和權力執行機構﹐功能是實行伊斯蘭的精神和原則﹐至于這些人怎么結合﹐構成什麼樣的組織關係﹐不是重大的原則性問題。 所以﹐伊斯蘭的政府﹐可以在任何歷史時代﹐可以在任何民族和文化環境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實行自己認為最能行之有效的體制。
伊斯蘭的學者們沒有挑剔過穆斯林政府的模式﹐元首制或總統制﹐一元化的政治或多元化的黨派制﹐民眾的參政形式是一院制或兩院制﹐是代議制或直選制﹐沒有死板確定的形式﹐一切都可以變通﹐唯獨不許可放棄伊斯蘭的指導思想。 現代的學者認為﹐西方的民主方式並非不可接受﹐使之成為伊斯蘭的民選制度未嘗不可﹐伊斯蘭的舒拉精神可以體現在各種形式中﹐例如長老會議､部落酋長會議､大國民議會､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
西方的民主政治方式都可以為穆斯林所接受﹐如國家元首的競選﹐議會選舉﹐實行三權分離﹐司法獨立﹐以法治國。 在西方文明中﹐反對家族統治﹐反對獨裁政治﹐反對公職終身制﹐反對特權階層﹐在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這些都能變成伊斯蘭政府的內容。 在許多穆斯林國家﹐如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北非國家﹐那裡的伊斯蘭學者們﹐如突尼斯的拉奇德•加諾希﹐巴基斯坦的古庫爾西德•艾哈邁德﹐土耳其的納基姆丁•艾阿巴坎﹐馬來西亞的安瓦爾•易卜拉欣等都一致認為﹐伊斯蘭國家也應當實行西方人提倡的人權､法制､民族平等､思想自由､司法程序､多黨政治､定期選舉､公民投票等。 他們發表了許多著作和文章﹐主張﹐這些西方人引以為自豪的民主制度在伊斯蘭的思想制度下應當實行得比他們更加成功﹐因為以信仰為思想原則的官員和民眾比西方社會的人群更加自覺和自律。
第四､本文的前部份討論了西方制度與伊斯蘭的根本區別﹐從理論上說﹐西方政治還政于民﹐法制的基礎是民意﹔而伊斯蘭則強調一切政治的權力永遠屬于真主﹐法律的泉源是【古蘭經】和聖訓。 另一個根本性的區別是政治的結果。 西方社會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立國之本﹐例如自由市場經濟就是代表性的政策﹐在市場上個人享有充份的自由﹐經濟的追求是人的本能﹐一切都是為了追求最高利潤﹐受到法律保護。 由此延伸到政治﹐個人為了利益可以發展任何政治手段﹐他們也受到法律的保護。 他們的個人奮鬥被理解為天經地義的“適者生存”﹐政治在不斷地根據需要而演變﹐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原則﹐所以從法律到道德﹐“好人”與“壞人”的定義在不斷修正。
穆斯林對這個觀點不予認同﹐伊斯蘭的精神是﹐政治只是維護真主法度的手段﹐一切政治､法律､經濟和社會的原則必須恪守伊斯蘭的經典和教義。 不論是哪方面的社會生活﹐合法與不合法在【古蘭經】和聖訓中已經有明示﹐不容更改。 管理機構和法律體制﹐乃至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形式可以改變﹐伊斯蘭的基本原則絕不許可動搖。
事實上﹐大部份穆斯林國家都接受了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實行了多黨制﹐兩院制﹐總統制等﹐但在現代伊斯蘭學者看來﹐這些都是行使政權的形式﹐如埃及､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土耳其､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 當地的伊斯蘭學者和穆斯林社會沒有對這些看似西方的政治體制提出反對和抗議﹐他們爭吵最多的是國家的獨立意識﹐反對外國的控制﹐西方的文化腐蝕﹐要求更多的伊斯蘭法制內容。
穆斯林民眾和代表他們的伊斯蘭黨派所追求的是伊斯蘭化法制﹐而不是形式﹐因此﹐雖然許多國家在西方國家引導下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度﹐但是﹐學者們提醒說﹐西方式的民主絕不是唯一正確的形式﹐對西方人鼓吹的全球“一體化”思想不予認可。 伊斯蘭的思想允許當地人根據自己選擇的方式組成政府﹐世界不可能一體化﹐
可以實行或改變任何體制﹐只要符合伊斯蘭的精神﹐都是合法的﹐這個世界應該多元化﹐而不是西方為全世界設計的統一形式。 對中東和南亞地區影響最大的毛杜迪思想特別強調﹐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權選擇自己任務合適的方式實行伊斯蘭法制。
他說﹐穆斯林國家也可以利用西方現成的體制進行普及教育﹐公民選舉﹐用和平的方式動員人民參加社會變革﹔他堅決反對軍事政變､暴力革命､恐怖行為､綁架和暗殺。 用他的原話說﹕“目的和手段都必須干淨､正當､符合多數民眾的意願﹐因為我們的理想是建設一個健康､和平與繁榮的伊斯蘭社會。”
第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國家的內部矛盾迫使他們退出了殖民主義的歷史舞台﹐當時西方人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他們覺得﹐手中操縱了足夠的穆斯林代理人﹐給了他們許多利益和訓練﹐他們應當效忠於西方的主人國家﹔
第二﹐他們根據自己的空想﹐那些國家都十分貧苦﹐普通的民眾必然為了個人的利益爭取西方人的民主和自由﹐因為﹐西方國家派出了大批知識分子去宣傳﹐過時和落後的伊斯蘭是他們貧苦和愚昧的主要原因﹐他們應當羨慕和模仿西方社會。 事實使他們很失望﹐這些國家獲得獨立後都進行了改革﹐沒有按照西方的思路永遠做附庸的國家﹐而是逐漸走向伊斯蘭化。 無數獨立的伊斯蘭學者向他們的同胞宣傳不要上新老殖民主義的當﹐他們是伊斯蘭和穆斯林的世代仇人﹐不懷好心﹐沒有善良的意圖。
五十年來﹐伊斯蘭世界人才輩出﹐他們通過各種方式教育穆斯林人民﹐他們可以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度﹐這個制度不違背伊斯蘭的精神﹐但是如果只有西方民主的形式﹐而沒有伊斯蘭和穆斯林文化的內容﹐那是西方異教徒的怪物﹐絕不能同意。 五十年後的今天﹐各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世界的穆斯林比較一致地反對西方的侵略和不公正﹐他們到處在活動﹐構成了對西方全球戰略的巨大威脅﹐甚至醞釀要推翻他們國內代理西方代理人的政府。 “文明的衝突”的實質是穆斯林人民沒有被征服﹐伊斯蘭沒有像西方人和前蘇聯想象的那裡已經成為“中世紀的歷史”﹐穆斯林人民都願意看到他們的政府順從真主和穆聖﹐而不是外國帝國主義。 大部份穆斯林國家在這五十年間都做了調整﹐對人民的伊斯蘭法制要求讓步﹐因為民眾中信仰的覺悟普遍上昇﹐對政府產生了壓力。
西方國家﹐包括前蘇聯的主體國家俄羅斯﹐一直在堅持三條錯誤的路線﹕
一､扶持當地統治集團﹐對民眾的伊斯蘭要求實行軍事管制和打擊﹔
二､積極培養一大批親西方的知識分子﹐要他們回到國內宣傳西方文明優越論﹐世俗政治和物質享受﹔
三､從經濟上幫助和優惠扶持了一批親西方的商人和生意人﹐西方叫他們“受西方熏陶的中產階級”﹐創造一批“溫和的穆斯林”﹐希望把他們培養成穆斯林國家的社會棟樑﹐幫助親西方的政府。 從上一世紀的七十年代開始﹐穆斯林世界的民眾看透了西方國家的不良動機﹐同時對本國的幫襯也沒有好感﹐展開了驚天動地的伊斯蘭復興運動。 這個歷史空前的運動使西方在五十年前的夢想破滅﹐在埃及､敘利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巴基斯坦､土耳其､蘇丹､伊朗､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這個運動蕩滌著七年代以前西方人在那裡導演的各種世俗化運動﹐如泛阿拉伯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伊斯蘭資本主義､伊斯蘭社會主義､納賽爾主義。 洶湧澎湃的伊斯蘭運動在告誡今天的世界﹐在穆斯林生活的國土上不可能實行世俗制度和西方的民主。 全世界的穆斯林民眾要求回歸到伊斯蘭的文明中去是歷史的必然﹐願意永遠做真主的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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